草原是世界上主要生态系统之一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/4。这样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，在地球生物圈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。草原对于改善生态环境、维护生物多样性、发展现代畜牧业和现代农业、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。
我国是世界第二草原大国，草原面积达4亿公顷（60亿亩），占国土面积的41％，是我国第一大生态系统，大约是耕地面积的3倍，林地面积的1.8倍。我国不仅草原面积大，草原类型也多样，按照新的分类系统，全球48个大类，我国就有39个。这样的特色，这样的资源，理应受到高度重视，但在我国却出现了特殊情况，就是认为草原是一个 “自然体”，把它排斥在农业生态系统之外。
中国这个广袤而古老的国家，由于自然的和人文背景的差异，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系统，那就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畜牧业系统，和以神农氏为代表的农耕业系统。两者本来应该相辅相成，充分利用各类国土资源，农牧结合，携手共进。但是自从商鞅提倡“垦草”务农以来，这两种农业结构所形成的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，虽然也有多次融合的机遇，但基本上走的是各自封闭发展的道路。从秦汉时代的 “殖谷曰农”发展到建国以来的“以粮为纲”，两者的分异越来越固化，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两者长期较量的结果，由于多种原因，优势落在农耕一方。
处于劣势的草原地带，被排斥在农业系统之外，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，几乎到了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极限。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。一是继承古代的传统，优良草地大量被开垦为农田，农耕地区向草原蚕食。50年来，西北地区草原面积减少了大约20％，而这20％的草原都是优良草地，它所具有的生产力至少相当于全部草原的50％；一是畜牧地区的放牧压力不断加大，普遍超载50％到100％，甚至更多。难以想象的过度放牧使草原耗竭，90％的草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。本来应该是内地城乡生态屏障的草原，反而成为频繁袭击内地的沙尘暴源头。西南岩溶地区的草地在同一时期内由于过渡开垦，石漠化面积扩大了一倍。目前我国不论南方还是北方，草原生态系统遭受着有史以来的空前损伤。
面对这一严峻状况，我国政府1985年颁布了第一部《草原法》，对草原提供史无前例的最初呵护，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在不同寻常的改革开放的18年中，发生了剧大的变化，草原畜牧业乃至整个农业却面临许多新问题。于是我国第二部《草原法》诞生了。这部新《草原法》与第一部《草原法》相比，进步是明显的，对草原功能的再认识，也就是草原的“农业生态系统”观点的强化是其显著特点。其中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：“本法所称草原，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（第一章总则第2条）”。这部草原法不只是面向天然草原，也包括了人工草地。这将是沟通传统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纽带，也是打破两者间壁垒的突破口，将为农牧结合的新型草地农业系统，也就是有畜农业系统提供保障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跨越。可以预见，这部《草原法》必将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大作用。因为只有种植业与畜牧业两个系统的耦合，才能摆脱靠天养畜的困境，才是保证草原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。当然，同时在农耕区也摆脱了“以粮为纲”的桎梏，而人工草地，在这种系统耦合中起着关键作用。
